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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波:美国不是赢家——美国主流学界关于中美贸易战文献综述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 2019-10-08 | 发布:BOB体育娱乐平台之家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出台关税措施企图遏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Chad P. Bown于5月14日发表评论总结了中美贸易战以来双方的关税措施。第一阶段,即2018年期间,美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立即对美国出口1100亿美元商品进行关税报复。而后,当谈判在5月陷入困境时,贸易战加剧。特朗普突然将去年9月对中国进口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作为回应,中国宣布6月1日起增加关税。特朗普政府也预计将对剩余的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如果实施这一关税,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将会提高到27.8%。Bown指出,一旦特朗普继续加征关税,那么美国的服装、鞋子、玩具、电子产品等进口商品的税收水平会大幅上升。这些措施将会把美国的关税提高到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夕颁布的臭名昭著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几乎相当的水平。

一、中美贸易战的起因

长期以来,不少文献研究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各方面的不利影响,这也可以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诱因之一。Autor, Dorn和Hanson (2013,2015,201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进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作用。其中Autor, Dorn和Hanson(2013)分析了1990-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从中国进口量的提升,美国的失业率升高,劳动参与率降低,且受到中国制造业进口竞争的地区工资水平降低。具体地,中国进口竞争可以解释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总量的四分之一。Autor, Dorn, Hanson和Song (2014)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了1992-2007年中国崛起带来的行业冲击对美国工人收入和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991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人获得了更低的累积收入,获得公共残疾补贴的风险提高,为初始雇主工作的时间减少,且有更多时间在制造业以外的地方工作。此外,初始工资低、初始任期低、对劳动力依赖程度低的个人的收入损失更大。而高薪工人能够以最小的损失更换雇主,更有可能退出制造业。这些结果表明,进口冲击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调整成本,且这些成本在不同的技能水平和就业条件的工人中分布极不均匀。Acemoglu, Autor和Dorn (2016)建立一般均衡模型估算1999-2011年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丢失200-240万个工作岗位。Bloom, Draca和Reenen (2016)研究中国进口竞争对欧洲国家技术与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企业内部技术变革的增加,以及工人向技术更先进的企业进行再分配。进口竞争的加剧也导致就业率下降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下降。Che, Xu和Zhang (2018)验证了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犯罪率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受到更强的进口竞争的地区拥有更高的犯罪率,其中与财产相关的犯罪率最高。进口竞争强度每提高一个单位,财产犯罪率将增加256起左右。并且,作者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美国受到的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进口竞争对犯罪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些文献为美国部分持有“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除此之外,学界也开始反思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化、经济增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等。他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增长诊断”等理论曾激起学界的热烈反响。罗德里克(2011)认为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破坏,它重新规划了工作的场所和方式以及盈利的来源和模式。凡被称为破坏者,必将造成动荡,势必产生大量的赢家和输家。这种动荡,但凡可以保证动荡中竞争过程的公平公正,保证结果可以使社会广泛收益,社会便可容忍它,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那些拥有民主社会制度的国家。他认为中国是“华盛顿共识”全盛时期获得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却从来没主动接受过这一理论。中国培育、保护和扶助关键产业,严密地控制着资本的分配和跨境流通,并公然操控自身货币的价格,为进口货物设置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壁垒,因此在现实世界中,“超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及民主根本无法相容。

二、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趋势

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开始持续到现在,且局势愈发紧张。美国对华鹰派始终保持强硬态度,大力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一系列打压中国的举措。美国现任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就是典型的对华鹰派之一。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开始,罗斯始终保持对华强硬态度,多次发表支持特朗普贸易政策及试图打压中国等言论。在去年中美进行多轮贸易谈判之际,罗斯宣称美国不怕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发起的反击,因为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罗斯在推特上也表示大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贸易政策。他在推特(Twitter)上写道,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美国的钢铁行业已经恢复生机,232项关税正在发挥巨大作用。罗斯认为特朗普使得美国经济比以往更加强大。今年4月份美国新增26.3万就业,总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3.6%,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3.2%。此外,这一系列关税政策使得美国制造业重生,新工厂不断建立,创造了大约50万工作岗位。今年5月,中国华为公司遭到美国封杀,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正式宣布把华为及其附属公司添加到该局的管制实体名单中。紧接着,谷歌停止与华为的商业来往,使得华为手机无法再使用安卓系统。面对这些新的举措,罗斯在推特上进一步表示支持美国将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加入实体清单,他认为这样可以阻止外国企业以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使用美国技术。

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此次贸易战是很不明智的,会引发美国经济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1979年获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及国际经济学学会主席。他认为美国遇到的经济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太低了。中美贸易战将使美国蒙受双重损失:美国国内就业将遭到打击,原因不仅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因为美国的高额关税将推高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他们的竞争力;此外,美国人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涨价。当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时,贸易战将更加不得人心。届时美元汇率将下挫,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引发更多人反对。美联储可能宣布加息,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更加疲软,失业率攀升。罗德里克(2019)认为,对不公平贸易的担忧是反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关注劳工、环境标准或人权问题,会诱发贸易保护主义进而导致贸易大滑坡。但不考虑这些问题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间开展贸易,确实会引发正当性问题。对此置若罔闻,不仅损害这些贸易关系,而且会危及整个贸易制度。特朗普总统等民粹主义者正确地识别民众在国际贸易中的痛点并大加利用,但要应对当今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就必须要直面贸易的后果,特别是贸易对国内社会契约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曾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与潘基文的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经济与外交政策等。他指出,随着欧元和人民币的崛起,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收益正在减少,而特朗普的误导性贸易战和反伊朗制裁举措将加速削弱美元地位。文章指出,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扼杀中国出口来阻止中国经济崛起的一种不明智的作法,虽然美国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可能会在短期内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中国经济上升的轨迹。更有可能的是,这一举措将促使中国当局坚定摆脱对美国财政和贸易依赖的决心,并着力加强军事建设、大量投资尖端技术,创造基于人民币的全球支付系统。How Much的一项研究则认为,中国目前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日本(1.24 万亿美元)。中国还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使中国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如果有必要,这些国债将有很大的杠杆作用;如果中国抛售外汇储备,将对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包括推高美国利率。如果中国无法应对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那么中国就会立即大量抛售美债。大幅增加美债的市场供应,进而压低美国公债价格。随着债券价格走低,收益率也随之走高,阻碍了美国信贷的自由流动。但是,如果中国出售这些外汇储备,在一系列影响之后,此举还可能压低美元汇率。低汇率成本意味着美国产品更便宜,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三、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研究机构都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本次贸易战的利弊。单纯从贸易角度来看,他们大多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如此高额关税是不够理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前全球贸易体系呈现一体化特征,关税飙升将对各国造成冲击,并在各国之间形成涟漪效应,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关税上调尤其不利于产出、就业和生产率,不仅影响那些直接施加或面对关税的经济体,也影响价值链上下游的其他国家。对多数国家而言,当前制造业关税普遍上调一个百分点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 1995 年的水平。对于德国和韩国,影响程度分别为GDP 的0.5%和 0.6%。由双边关税引发的与特定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差额变化,往往会被与其他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差额的变化抵消,使贸易差额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最近的两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从关税策略的角度分析了美国行为。Mattoo和Staiger(2019)对当前美国的贸易行为提供了解释,并旨在探究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作者认为,美国的关税谈判形式正在从“基于规则”转变到“基于权力”,且正在积极寻找具有双边贸易逆差关系的国家为目标实施这一举措。但事实上,这种交易战术会无法避免地产生高额成本,因为它会破坏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损害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利益。作者指出了美国新的关税策略的弊端,但没有详细说明中美贸易战中何方受益何方受损。Flaaen, Ali Hortacsu和Tintelnot(2019)从一个较小的切入点,使用零售价格数据分析了美国对洗衣机的进口限制及其影响。具体做法是通过比较洗衣机的价格变化与其他设备的价格变化来估算这些进口限制的价格影响。作者发现,2018年的关税政策使洗衣机的价格上涨近12%,而烘干机作为一种没有受到关税影响的补充品,价格也提高了相当的额度。这一结果意味着消费者价格的关税弹性在110%至230%之间。

作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贸易战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关税只是税收政策中的一种,提高关税带来的经济后果与提高其他税率的后果并无太大差异。虽然关税相对于财产税和收入税更具有累退性,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比2017年减税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大。但是税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这意味着很难证明贸易战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说法。虽然贸易政策是全球性的,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但是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它并不比卫生政策、财政政策或总体政策更重要。不过,贸易政策不仅关乎经济,也关乎民主和和平。特朗普不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是对几乎所有人发动贸易战,这是不尊重美国盟友以及蔑视国内外民主的表现,将摧毁美国和平。特朗普正积极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更加不民主,贸易战只是这种驱动力的一种表现。最终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影响将比用关税效应的经济模型所能捕捉到的任何东西都大。

另有一些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贸易战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呼应了克鲁格曼的观点。Tyler Cowen是彭博社专栏作家,也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5月2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Trade War’s Biggest Losers”的评论,文章提到在此次贸易战中,一些处于中美两国之间保持中立状态的小国家要被迫选择支持一方。当前的贸易战使许多国家以及商人难以维持其亲美立常以巴基斯坦为例。巴基斯坦仅在本财政年度从中国借入达65亿美元,中国也是主要的基础设施支持者和巴基斯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再考虑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以及货币储备,美国是巴基斯坦的重要进口国,同时美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大量军备武器。中巴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紧密的。作者认为当中美贸易战打响时,众多巴基斯坦商人将会选择站队中国,不会禁止华为进入市常作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在中美两国之间保持相对中立的国家更有可能支持中国,从而削弱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以及执行国际制裁的能力。那么,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会整体恶化。

彭博社的另一位专栏评论家Karl W. Smith也赞同这一观点,即中美贸易战迫使许多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这可能会导致形成新的全球格局。Smith 指出,这场战争具有长期影响。当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时,中美同时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将不断受到冲击,因此跨国公司及全球制造商不得不决定是采用以美国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长此以往,世界格局将会产生分割。事实上,在数字领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对互联网的限制将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谷歌和Facebook等美国科技巨头提供服务,另一部分依赖百度和微信等中国企业。综合以上所有因素,中美贸易战似乎是全球秩序改变的开端。由于中国和美国形成两个对立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联盟,世界其他国家将被迫选择。也许欧盟可以避免陷入中国或美国势力范围,成为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第三方,但其他国家需要作出明确选择。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国事务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致力于研究亚洲的国际关系、大国政治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他认为中美贸易战造成的经济紧张局势势必加剧中美两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美两国的庞大体量和两者间迫在眉睫的竞争导致人们相信,亚洲的未来完全掌握在了北京和华盛顿手中,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中美两国能够管理好其日趋紧张的关系。

在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温斯坦(David Weinstein)称,许多美国企业面对关税的可操作空间很窄。不少美国企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由其在华分公司所生产的。对这些企业来说,关税归根到底还是由美国企业承担。即便一些企业为了规避关税而不得不进行产业链转移,实际根本节省不了多少成本。事实上,考虑到这些企业多年来在中美两地的巨大固定资产投入和全球产业链布局,转移全球产业链只会增加成本。Mark J. Perry是密歇根大学弗林特校区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他认为贸易对美国大多数州都非常重要。他的研究表明,2018年贸易占 GDP 比重的均值为17.9%,高于 2017年的17.2%。其中,占比最高的是路易斯安那州为42.1%,最低是南达科塔州为4.8%。路易斯安那州的出口猛增16%以上,但对中国的出口却下降了61%。美国经济中,汽车、航空或能源密集型的经济体,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其经济产出和就业非常依赖外贸活动。这些复杂的全球采购、生产和分销网络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他们以最低的价格和最大的价值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特朗普讨论贸易问题并继续他疯狂的贸易战时,你永远不会听到他谈到这个群体——美国消费者。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认为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他指出,比关税战更重要的是技术战。领先的美国芯片设计企业依赖于亚洲市常华为不仅在5G宽带技术上超越了竞争对手,它还已经设计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处理器系列,可与美国最出色的产品竞争。它完全有可能和能力通过价格竞争把美国竞争对手挤出关键的亚洲市常美国不能确保中国不会拥有半导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如果美国政府对57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将进一步严重削弱消费者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缓慢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成衰退。

在就业角度,Chunding Li, Jing Wang和John Whalley(2019)的一篇工作论文使用量化的29国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可能影响。模拟结果表明,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会减少制造业就业,且如果其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措施,美国的损失将会进一步增加。其中的影响机制是,虽然美国的国内产品与进口品的替代效应能够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正面影响,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替代效应以及贸易伙伴的报复效应都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的整体效应是美国将失去制造业就业。克鲁格曼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的普遍存在增加了贸易战的成本,保护主义会演变为有害的重商主义,它创造一些就业,但实际上会摧毁更多的国内就业岗位,特朗普对中间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将会给国内下游生产商带来竞争劣势。与以往贸易战相比,现在的贸易战对供应链会造成更多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战会导致行业的重大重组。这将造成许多输家和一些赢家,或许比过去的贸易战更严重。在特朗普刚发动贸易战之时,克鲁格曼就对贸易战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全面的贸易战可能意味着美国会把关税提高到30%-60%之间;贸易总量的减少比重可能是70%;美国的GDP很可能减少2-3%。然而这一数字在计算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去全球化”趋势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贸易战将会导致全球大约900万或者1000万的工人面临失业。此外,许多以出口部门为主的国家将受到宏观经济学中乘数效应的影响引起服务业人员的失业。

在社会福利角度,Amiti, Redding和Weinstein(2019)探讨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对价格及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的关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美国价格的上涨来影响美国消费者以及需要进口中间品的生产商。过去一年中,美国经历了中间品和最终品价格的大幅上升、供应链网络的巨大变化、进口种类的减少以及关税完全转入国内进口商品价格。到2018年底,美国实际国民总收入每月减少约14亿美元。且由于国外竞争减少,国内的生产价格也有所上涨。与无贸易战的情形相比,中美贸易战使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约一个百分点。另外,作者指出如果该贸易政策持续实行,全球分工的跨国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它们将承担高额的沉没成本。Fajgelbaum, Goldberg, Kennedy和 Khandelwal (2019)采用不同的方法考察当前关税对美国福利的影响,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通过贸易弹性估计出新的关税制度使美国进口量降低32%,而其他国家施加的报复性关税又使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1%。作者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测算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福利损失共计688亿美元(约占GDP的37%),生产商因为商品价格提高而获取的收入约610亿美元,两者抵消后由此产生的实际收入每年减少约78亿美元(约占GDP的4%)。最后,作者检验了新的关税政策对美国各州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美国中西部农业地区受到报复性关税打击相对较大,且共和党的大部分州县中可贸易部门工人受到的贸易战的负面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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